建筑师 PK 作家：西洋高手搞的都是雕塑化建筑

时间：2007-08-14 11:25:55 来源：相关建筑网站作者：

张良皋

中国建筑文化再反思
——回应叶廷芳先生《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

张良皋

叶廷芳先生肯定中国人创造的文明先进、文化灿烂，但从明代中期开始衰落。他以为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心态。他从对历史之误读，而采纳了自“五四”以来的流行说法，把中国之衰落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忽视了清朝入关之承袭绝对皇权专制而实施300年民族压迫，置中国命运于万劫不复之地。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中国建筑在明代已露头的文艺复兴也被中断。叶先生正文从七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反思并提出本于良好愿望的建议，由于立论基点之欠正确，几乎全盘不得要领。

本文主张：中国建筑传统必须继承，保护遗产必须具有继承传统的积极目标，更须放眼世界，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补课，达到整合东西方建筑文化成为世界体系的最高境界。

以下为叶先生原文：

《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

叶廷芳

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是什麽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的看法—－也算一种文化反思吧。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主要指大型的、属于艺术范畴的公共性建筑，从形式上划分，基本上有两类：一类主要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前者流行很广，主要包括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以及南北美洲；后者主要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等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因为西方世界并不缺少木头，东亚地区亦不缺少石头。两种形式的建筑各自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各有不同的风格和艺术特色，而且彼此都把它的风格在艺术上推到了极致。就艺术而言，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很难分出高低。从今天的人文科学看来，中国的木构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亲近人性。这一点显然也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看到了，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精神》一书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说：中国建筑贯穿着一个精神，即“人不能离开自然”。中国建筑的这一精神也符合“后现代”的观点和理论。“后现代”建筑认为，建筑在现代主义阶段人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丢失得过多了，所以它大声疾呼建筑应当“以人为本”。这就是中国建筑的价值。但从彼此的文化精神反观和对照，却可以看出东西方建筑之间不同的短长。这篇发言，就试图从反思的角度，着重谈谈我们的建筑文化中那些制约着我们发展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的负面现象。

一、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1、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

我们的木构建筑——这里指达到辉煌程度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可资证明。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廷风格、罗曼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罗克风格、罗珂珂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折衷主义风格、青年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也许还可以加上俄罗斯风格……。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鲁迅笔下的阿Q，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生动而典型的形象。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他就搬出这句口头蝉：“我祖上比你阔多啦！”而欧洲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也不高山仰止，以此为满足，而敢于向前人挑战，设法超越他们，努力向前探索。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一个则着重在前人基础上渐进发展，少有革新。

纵向承袭思维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响，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如今是中华民族的国耻纪念地，是当年帝国主义侵略强盗的“作案现场”，她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她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其次，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则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她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他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这种“再现”的努力,留下的不会是“辉煌”,而是罪过，是历史的笑柄! 第三，既然有那么多的钱花在复古上，何不把它用来“创今”呢，即把这些钱提供给现代建筑师，让他们根据现代建筑学的原理，利用今天拥有的更理想的建筑材料，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运用他们的智慧，建造一座标志20或21世纪中国人建筑水平的新园林，留下一座时代的建筑纪念碑,不是要比“再现”有意义得多吗？

2、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建筑学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的诞生，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整个儿讲就慢了西方一大拍，即少了一个工业时代。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这意味着，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就是说：简单仿效。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但如果一味“拿来”，或“拿”的时间过长，这就值得注意了。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学别人，如果只学其表面，即形式和风格，而不学其本质，即创造精神，那就舍本逐末了，是没有前途的。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窝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坯胎，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作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当地、扎扎实实地搞点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像样的古建筑在历史上毁掉的太多了！但铺天盖地的搞就有违历史的规律了。任何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是厚今薄古的。只有重视今天的创造才有利于推动历史的发展。在这种“一窝蜂”倾向中，首当其冲的是古都北京。在那位不法市长的指挥下，“夺回古都风貌”变成“大贴古建符号”。本来，“夺回古都风貌”这个口号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给“古都风貌”这个概念以美学上的定位。尽人皆知，北京古都乃古代帝皇之都。古代帝皇为了突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至尊，竭力要求在建筑美学上加以表达，因而对全城作了非常讲究的规划和设计，整体性很强，艺术性很高，规模也很大。她的美学特点是：以规整、恢弘为基调，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大片民居的低矮衬托它的崇高；灰暗衬托它的辉煌。这是古都的基本风貌。要维护古都这一固有的风貌或美学特征，首先就要维护皇家建筑的主体地位，保证以它为标志的城市天际线和轮廓线不受干扰，这就必须要求其他新的建筑在体量、高度与色彩上一律采取“让”的姿态，在尺度上保持彼此之间的的基本比例关系，以维护其轮廓的雕塑感，并尊重其色调上的反差性。然而，在那位挥舞“大手笔”的“市长”的指挥下，以钢筋水泥一律加“顶”的庞然大物四处与主体古建筑摆出“争”的架势：争高、争大、争辉，从而破坏了古都固有的天际线，涂改了原来的“底色”，填满了几乎所有的“虚空”，把古都的固有风貌搞得“一塌糊涂”（贝肀铭语），使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古都之一的北京不能象罗马、开罗那样，以“人类遗产”的资格平起平坐地雄踞于亚、欧、非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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